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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格爾《邏輯學.有論》研究

A Study of 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Hegel’s Science of Logic

張柯圳(Ko-Chuan Chang)

卷期
48期
出版
1998年05月
頁碼
095–143
編號
NTUEJ000083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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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黑格爾 《邏輯學.有論》,在1812年第一版的《邏輯學》,與1832年第二版的《邏輯學》之間,有許多顯著的差異。1832年版,引進東方思想的討論,從而產生東方思想的定位,以及東、西方思想的比較與文化的會通問題。 1832年版,把1812年版的許多章節,或加移置,或加刪改,或增補,或製造思考順序的混亂,或把哲學問題,變成模糊不清,因而喪失 1812 年版的辨證法分析所具有的深刻涵義,對黑格爾哲學擅加扭曲。 1812 年版中,黑格爾對康德哲學,或加解釋、引伸,或加批評,1832 年版,卻全部改對康德哲學的批評, 從而變換 1812 年版的立場,把康德的詮釋者與批評者,變成純粹的康德批評家!1812 年版, 把斯賓諾莎的唯一無限實體論,詮釋為萬有無限論, 1832 年版的《邏輯學》,以及 1827 年版與 1839 年版的《哲學百科全書》,卻把它詮釋為萬有虛無論。 1812 年版的主要方法,為循環型辨證法,其目的在於破除對立主張的片面性,1832 年版,卻認為循環型辨證法, 只是矛盾長存的另一形態,而不是妥當的哲學方法。1812 年版,調和無限者的超越性與內在性兩種觀點,1832 年版,放棄循環型辨證法,強調無限者的超越性。 1812 年版,透過實在性與觀念性循環型辨證分析,調和實在論與觀念論的爭辯,1832 年版的真正立場,則為經驗實在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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